1971年贡当：21岁新兵陈永，用命丈量边境绝壁，他见证了“英雄测绘大队”的苦与光

1971年，21岁的陈永第一次踏上西藏吉隆县贡当区时，迎面而来的不是想象中的神秘雪域，而是一排让人分不清是边防营部还是猪圈的土坯房。就是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和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第五中队的战友们，要完成一个被称作“不可能”的任务——为中国、尼泊尔边境的无图区绘制地图。没有地图，就等于没有国防底牌；而没有人，曾能走到这些山林绝壁的最深处。

测绘任务开始前，陈永还只是个入伍刚满一年的新兵。他第一次看见贡当的天，那种高原的蓝，远得像要吞掉人，可脚下却是碎石遍地。山与山之间隔得很近，喊话都能听到，却要花上一整天才能从这个山头越到下一个。每一寸前行，都是用腿脚和命换来的。白天测绘、夜里歇息，身后那排土房子，散发着一股混着泥土和牲畜气息的潮湿味。战士们的伙食更谈不上好，脱水干菜、内地带来的腊肉、咸菜，轮番上桌。高原上，四毛四分钱的生活标准捂不热一锅水，能添点蔬菜都靠从老百姓那里用劳动牌香烟、一斤腊肉换来。陈永还记得，村里人只认物不认钱，一条红壳香烟，比一堆票子管用。

但最艰难的，不是吃，也不是住，是那些随时可能要命的山。每次出任务，边防连队的一个班全副武装陪着他们，轻机枪、冲锋枪“护测”。山头上的乱石坡，有时靠走根本上不去，只能绕路，偶尔还得用绑带把仪器、设备和人一个个吊下绝壁。陈永有一次是最后一个下山，砍断绑带时，整个人在山石间滚落。腿上火辣辣的痛，可仪器没有摔坏，人也没丢下。他们的纪律，是死都不能让国家的测绘资料有半点闪失。边防连队的老兵说：“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都没敢爬过这些山。你们测绘队，是真不要命。”

贡当的清晨，空气稀薄得让人头晕。巡逻的边防战士们，三个月才能等到一封家书，报纸更是三四个月才送来一次。连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的中央台短波新闻。陈永有时会出神地看着营部后院，那座无名烈士陵园。营里的老人说，那里埋着在贡当送给养时被叛匪伏击牺牲的战士，也有因病救治不及时冻死在雪山上的同袍。每年祭扫，都是在风雪中默默献上一束花。几十年后，贡当的老百姓依旧自发守护着这些墓碑，从未间断。陈永写下的那篇“屹立在国际线上的烈士陵园”，成了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有一次，为了赶去宁村边防点，陈永他们租了牦牛，驮着仪器、物资，沿着羊肠小道走了二十多公里。山风像一把刀，脸上都是被吹裂的口子。到了边防点，战士们住在悬崖上的窝棚里，巡逻线就在不远处的中尼边境。每次观测、插旗，都小心翼翼，生怕一脚踩空。山上的积雪并没有消融，碎石嶙峋，稍一疏忽就是万丈深渊。遇见绝壁下不去，只能用绑带做绳索，把人和设备一点点吊下去。最危险的一次，仪器差点摔下去，陈永死死攥住绑带，手心磨破了皮。那种悬着一口气的感觉，至今难忘。

营部的烈士墓，成了陈永心头最重的牵挂。每次经过，都忍不住驻足。老兵范灶来说，有两名战友是他亲手从雪山上背回来的。洗净身上的血和泥，埋进那座小小的陵园。几十年后，当地百姓依然每年祭扫，哪怕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他们说，山下的土地是烈士用命换来的，不能忘。陈永把烈士事迹写进文章，范灶来看后，泪流满面，说没想到乡亲们还记着他们。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危险，都变得值得。

贡当区的乡政府，条件更是简陋到极点。陈永记得，当时的乡长是个北大毕业生，最后在当地成了家。乡里找牦牛，联系物资，都靠区长帮忙。乡里更苦，房子都是烂泥土坯，干部们住得比部队还凄凉。测绘队纪律极严，哪怕住进拉姆小庙，见了庙里的铜碗烛台，分文不动。没蔬菜，就在庙外树林里采蘑菇充饥。对待老百姓，秋毫无犯。老百姓帮运物资，过河时一头头地拉牦牛趟冰水。换来的蔬菜、牛奶，都是用腊肉、食盐和香烟一点点对换来的。那时的陈永，最怕的是看到老百姓冻红的手和脸，他们对解放军的信任和感情，是用命换出来的。

1971年这一年，测绘大队的每个小组，都是在命悬一线中完成任务。贡当的每一寸地形，都有他们的脚印和汗水。陈永所在小组，最后因为出色完成任务，集体荣立三等功。而这个大队，终于在1982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的称号。那是全军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建制单位。

回头看，陈永说，驻守边防的战士们，靠的不是待遇，不是物质，而是信仰和责任。他们用青春、甚至生命，守着国门，用脚步和鲜血，把“无图区”变成了国家的底牌。贡当的烈士陵园，是他们留在雪域高原的见证，也是后人永远的丰碑。

几十年过去，贡当的乡亲们还在祭扫烈士墓，陈永写下的那些名字，有的依旧无名。但那段“用命丈量世界屋脊”的岁月，早已深深刻进了这片土地和所有知情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