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8日，蒋介石解除了杜聿明的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并将杜聿明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此举亦标志着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军队正式开始对东北战场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地位，因而从各解放区抽调精锐部队及机关干部，陆续奔赴东北。至1945年年底，约有11万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及干部已抵达东北。凭借地理优势，我军抵达东北后，迅速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迅速收复了长春、沈阳等东北重要城市。

自9月份我军冀热辽军区部队挺进东北之始，蒋介石便着手在东北布局，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各级将领强调：“国民党的命运维系于东北。倘若东北落入共产党之手，华北亦将不保，届时局势将岌岌可危，犹如堆积起来的鸡蛋一般，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部倾覆！”

杜聿明抵达东北后，观察到多数城市已被我军掌控，随即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认为东北问题唯有依靠武力方能解决。蒋介石闻言，迅速集结国民党军精锐力量，派遣至东北战场，其中包括新一军、新六军等五大主力部队，以及十三军、52军等配备美式装备的王牌部队。

装备着美式先进武器的王牌部队，是在抗战晚期，在美军的协助下组建而成的。美军所拥有的强大火力装备优势，是我军所无法匹敌的。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面对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被迫与我军展开和谈；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指令杜聿明积极筹备对解放区的进攻。正是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杜聿明指挥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迅速抢占东北地区的各大城市。1946年1月10日，他们又迅速占领了平泉等城市。

连日来的辛劳使得杜聿明的病情愈发严重，他只得抓住双方停战的间隙，飞往北平寻求治疗。然而，蒋介石实则以假和谈为幌子，暗中图谋真内战。1946年4月16日，杜聿明康复返回沈阳后，蒋介石不顾其身体尚弱，急令其火速进军。4月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杜聿明迅速下达命令，着手策划进攻本溪，并在四平街与我军展开激战。

四平保卫战，作为解放战争初期双方军事对抗最为激烈的节点，杜聿明最初的战略意图便是在此役中一鼓作气，一举成功。新一军与新六军迅速投入战场，使得四平之战迅速升温，双方陷入了激烈的对抗。

在严格意义上，东北民主联军尚处于初创阶段，实际上并未具备与国民党军展开城市守卫战的充分实力。更甚者，四平这一地域本身就对防御极为不利。国民党军对四平的志在必得，原因在于四平不仅是沈阳北部关键的交通要塞，更是夺取长春的关键支撑点。唯有攻占四平，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方能借助铁路，源源不断地得到补给。

原本期望四平之战能如同马德里、斯大林格勒战役那般，为谈判增添分量。然而，随着四平的陷落，南满门户洞开，东北的局势急剧恶化，谈判的难度也因此大大增加。

鉴于此情况，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下达撤退令。四平之败，使得国民党军得以毫无阻碍地深入腹地。尤其是以廖耀湘为首的新六军，迅猛推进，将我军驱逐至松花江以北。尽管我在南满地区保留了一部分力量继续抗争，但东北的整体局势已变得相当严峻。

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发布了一则《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规定自6月7日起，各部队应立即停止所有作战行动，并设定15日为最终期限。正是这一道命令，及时挽救了东北民主联军。随后，我军在北满地区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连续胜利，我军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有人评价，蒋介石的这一道命令，是我军得以转危为安的关键因素之一。

蒋介石何以发布如此不甚明智的指令，其背后原因复杂。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担任调停人，处理国共内战。尽管蒋介石急欲一举消灭我军，但他不得不考虑到给予美国面子的问题，因后续战事仍需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此外，国民党军在前期作战中已遭受不少损失，亟需休整。正是这一延误，使得蒋介石错失良机。而我军则借此机会实现了由被动转为主动，为后续战役的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石。